市场边缘化与行为艺术的生存困境

在7月“行为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最后的讨论环节，贾方舟谈到举办研讨会初衷是提及：“我们要感谢市场，正因为市场的存在，当代职业艺术家才能维持生活，但由于行为艺术在国内还不具备市场性，以及其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特殊性。我行我们如果在学术上还不对行为艺术进行一个之处，那作为学术批评的身份，我们其实是失职的。”

在批评家贾方舟“为行为艺术正名”的呼声中，我们可以感受行为艺术目前的现状是既不被政府接纳，也不被公众接纳。一些早期以从事行为艺术为主的艺术家，其中一部分已经转换创作语言，开始画画或者做雕塑；一部分闯荡海外试图在国际舞台上获取认可和利益。甚至曾经有艺术家通过行为艺术作品变卖家当来维持生活，可以想见，有部分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确实在生活上既过得不好，也不被公众关注，甚至不被学术界认可。

为行为艺术“去妖魔化”

“我特别喜欢行为艺术，我觉得在中国行为艺术这30年就被丑化、被妖魔化的一个过程。在中国谈行为艺术比在世界各地谈都觉得是一个特别丢人的事，因为这种非常恶性的传播和噱头性。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行为艺术不值得一提，说行为艺术家觉得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最起码在中国是这样。有的一提行为艺术，就是房顶上做爱那种。”这几年正在密切关注国内行为艺术动向的付晓东在一次交谈中对雅昌艺术网的记者谈到。

付晓东认为“本来行为艺术是一个特别好的艺术媒介，而且可以说是整个当代艺术的发端，从达达主义开始，有一个特别的拓展性，是一个很严肃的，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媒介，但是在中国就这样的压制。”每每在实施行为艺术的现场，都能找到便衣和不便衣的警察“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