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先生的古代书画鉴藏

这是邓拓先生1960年10月参观故宫绘画馆之后所作的一首七律。在他看来，收藏不仅仅是物的拥有，更是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所有的物终将烟消云散，然而文化的根脉却会永远流传。正是抱持“心爱斯文非爱宝”的收藏态度，1964年，他将个人收藏的140余件(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全部捐赠给国家，使这些艺术珍品成为公共文化财富，让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感受艺术的魅力、文化的力量。

历时近半个世纪，这一捐赠义举终于迎来了迟到的展出和纪念。2012年1月1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中国美术馆承办的“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特展”隆重开幕，这一特展不仅仅是邓拓先生捐赠珍品的首次全部展出，更是一种收藏理念的诠释，还是其未能完成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的重新建构与撰写。

宋 苏 轼 潇湘竹石图 卷 绢本水墨 28cm×106cm 中国美术馆藏

一、邓拓先生简介及其收藏理念管窥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笔名邓云特、殷洲、左海、马南邨等。为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

邓拓先生从小酷爱文学艺术，18岁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

为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青年，一边读书一边从事抗日工作。在组织学生抗日救亡工作之余，他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哲学的研究论文，如《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和《论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等，驳斥反马克思主义、保皇守旧的社会思潮。1937年6月，他撰著的《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仍是我国唯一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救济灾荒的历史专著。

新中国建立后，他又先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 6 1年他在《北京晚报》上撰写针砭时弊、脍炙人口的《燕山夜话》专栏;同时，又与吴晗、廖沫沙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1966年春，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在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后，他以生命维护其尊严，愤然逝去。1979年9月，邓拓先生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重举行，悼词集中表达了党和人民对其一生的公正评价。

作为历史学家，邓拓先生深知文物的重要性，文物往往集历史性、文化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承载与显现。在战争年代，他便留心收集保护历史文物，其工作与战斗的晋察冀边区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燕赵之地，如今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燕陶馆藏品部分)就是由他收集来的，山西阳高县古城村汉墓出土文物也是由他亲手保存下来的;为了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他先后收集了大量重要实物资料，包括明清时期北京门头沟煤窑业的文书契约，明清时期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契约、车厂揽运合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画像等等，均全部捐献给国家。在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时，他开始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历史文物和中国古代书画，再加之此一时期古代书画零落散佚、流失严重，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素养，古代书画成为其晚年最为重要的收藏对象。

中国古代书画不仅浩瀚如烟，而且可谓荟萃传统文化之精髓。收藏的目的与标准是什么?选择怎样的作品来收藏?如何鉴别其真伪与高下?等等，都是收藏家必须考虑的根本问题。自古以来，书画收藏便由于目的的不同而趣味迥然：有商贾之收藏，时进时出，专为牟利;有好古者之收藏，或痴或迷，沉溺其中;有暴发户之收藏，附庸风雅，纯为粉饰……邓拓先生的收藏属于哪种类型呢?总体而言，他的收藏是典型的学者型收藏，是集历史性、文人性和专业性为一体的综合研究性收藏。论其历史性，其收藏作品上迄两宋，下至晚清，构成了较为完整的风格谱系和历史序列，正体现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宏观性和整体性，通过时间的纵向发展勾勒出书画发展历史的基本状貌，而这可谓是其收藏的基本出发点。

可惜的是，先生正值中年，收藏系统已见规模，却含恨离去，否则，这本未完成的“中国古代绘画史”将会更加完整和精彩。论其文人性，作为诗人和杂文家，其艺术创作是文人与人文的结晶，其书画收藏又处处体现出对文人绘画的注重，以代表苏轼“士人画”概念的《潇湘竹石图卷》作为开篇，“元四家”“吴门”群体“扬州画派”作为文人绘画发展序列的重要板块，其风格面貌在他的收藏体系中均得以完整展现，在这些大的风格板块的间隙中，我们还可窥见如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女性画家以及一些独立特行的画家如周、施原等，绘画史因为这些文人性情的自我表现变得生动而温暖。论其专业性，与专门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的专家或专业画家相比，邓拓先生似乎并非那么专业，但凭借深厚的古代历史、文学修养以及书法功力，其对于古代绘画的鉴赏往往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的考证中，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对26家题跋仔细辨识，深入探讨，对于今天的后续研究来说，仍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又如在《谈谈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文中，他不仅对风格特点、笔墨语言甚至绢质材料进行了分析，还查找历代著录资料，研究方法颇为综合。据其家属和前辈友人的记述，每当收集到喜爱的作品，他总是反复观看，或与友人商讨，当时的著名画家周怀民、黄胄，鉴定家杨仁恺、谢稚柳等都是其收藏上的好友;或遍查图文资料，一定要对作品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1960年代前后陆续在《中国画》《人民画报》《美术》等报刊发表：《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李鱓和他的画》《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从石涛的一幅山水画说起》《中国古代绘画的光辉艺术成就》等研究文章数十篇。而且，其题画诗与画跋也均有真知灼见，如1959年3月《张君度水画跋》诗云：“画出于元胜于元，笔粗意细简中繁。青山绿水丛林色，销尽幽人野客魂。”对明末“吴门”画家张宏画风的认识很有新见。

明 沈 周 前后赤壁赋图 卷 纸本水墨淡设色 25cm×125cm 中国美术馆藏

正是由于对古代书画的挚爱和不断地深入研究，邓拓先生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便在古代书画收藏方面渐成体系，其历史与艺术价值就远远超过片纸尺素价值的总和，汇成艺术史书写的一种内在理路。当然，在其收藏过程中，艰辛与喜悦总是相伴，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值得述说的故事。最为精彩的则是大家较为熟悉的《潇湘竹石图》的获得，他不惜出售掉自己的其他收藏，连同稿酬，凑足五千元将此画收购，并查阅资料，仔细求证，今人有幸一睹苏东坡的绘画珍品，邓拓先生其功赫赫。

赵朴初老曾为田家英先生藏品展览写道：“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对于每一个收藏家来说，“可寄意于物，但不可留心于物”，而这些宝物往往聚难散易，聚散之间最见情怀与境界，邓拓先生的捐赠义举，可谓为这批价值连城的珍品找到了最为理想的归宿。恰值百年诞辰，以特展的方式当是对其最好的怀想。